“赔本40万卖掉房子的那一刻我重获自由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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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近几年，在经历了房价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后，一些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，试图从被捆绑的“枷锁”中挣脱出来。

  在传统观念里，房子不单单是一个家一处住所，还是安全感与归属感的来源，甚至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，因此很多人为了拥有一套属于自身个人的房子，不惜倾尽几代人的积蓄。

  本期显微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些不走寻常路的人。曾经，他们也是购房大军中的一员，为了买到梦想中的房子，拼命打拼，不敢懈怠，可是房子到手后，他们却发现，原本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如期而至。

  有的因为高额的房贷压力喘不过气，有的发现生活品质并没有实质性提高，反而因为买房牺牲了很多宝贵的东西。

  于是，他们决定卖掉不能流通的数字资产，通过租房来实现财务的相对自由和生活的多元化。

  她一个人在那间五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踱步，从被钢筋挡住些许光线的阳台，到只能容下一张餐桌的过道，再到北向的厨房。每个角落她都想多看一眼。很快，这里就不再属于她了。

  2018年，裘曼以每平方米48000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北京通州的这个二手房。当时，通州的房价正是水涨船高的时候，副中心的光环加上比市里低的价格，在预算有限的裘曼眼里，极具性价比。

  作为一个新北京人，和很多“北漂”一样，她也想有个自己的家。为此，她把自己工作多年积攒的存款都拿了出来，又从亲朋好友借了点钱，凑了80万的首付。

  裘曼的妈妈起初是不同意她买房的，觉得两百多万在老家能买个别墅了，可在北京只能买个巴掌大的地方，位置还很偏。但是裘曼坚持，妈妈也不再说什么。

  不过，房子买下来后，裘曼一天也没有住过。她的工作单位在西北四环，房子在东六环，要是通勤的话每天往返要三个多小时。

  所以，简单装修后，裘曼把房子租了出去，因为地段不占优势，租金每个月只有两千多。

  为了还每月七八千块的房贷，裘曼最大限度地节省开支。她的月薪只有一万多，还完房贷，支付必要的生活花费后，所剩无几。

  为了省钱，她从酒店公寓搬进了公司附近的合租房，每天鸡飞狗跳地和十来个人排队洗漱、上厕所。

  刚买房时的喜悦，很快就被捉襟见肘的生活拿捏。她不敢去旅行，不敢放肆地大吃大喝，也不能任性地买买买。想到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几十年，裘曼很不甘心。

  渐渐地，她意识到，买房对于她来说，不过是拥有了一种自欺欺人的满足感，完成了一件像结婚生子一样一定得完成的人生大事，还有在人前聊天时可以炫耀说在北京有房的资本。除此之外，非常像什么都没有。

  更何况，自从她买了房子以后，房价就一直在降。原本裘曼也没指望升值，但接连跳水的价格还是冲破了她的心理防线年，

  虽然有种割肉似的疼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裘曼还是释然的：不用再担心房价的波动，不用再给银行打工，还高额的房贷和利息，还能租个好点的房子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买啥就买啥。

  问她卖房后不后悔，裘曼说：“即使房子不卖，我也得租房住，一是上班太远，二是面积太小，家人从老家过来也不够住。现在房子卖了，有了充足的现金流支配生活，日子过得不那么拧巴，生活品质反倒提升了。”

  江姗比裘曼买房要早几年，不过她没有在北京买，而是选择了距离北京不远的北三县。

  2015年春天，江姗以总价不到一百万的价格，买下了与通州一河之隔的大厂的房子。那时，正是北三县房子炒得最热的时候。江姗记得，当时买房是要排号的，中介带她走进选房大厅的时候，千余平的屋子里已经人山人海，比看演唱会还热闹。

  第一次见到这场面的江姗当即交款订房。不过，她退房的速度也和买房一样，闪电般做决定。

  房子是期房，当时小区到北京还没有公共交通。打车回去的路上，司机的一句话让她警醒：

  就是因为这句话，江姗第二天就把房子退了。她选的房子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开发商，精装交付的优质社区，一号难求，很多人排队都买不到。所以，基本没费劲，开发商就答应了她的退房要求。

  拿着卖房的钱，江姗旅居海外，开始环游世界。而与她同时买房的人，已经被房子套牢。北三县的房子大热之后大冷，住不了，也卖不出去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鸡肋”。

  多年以前，茜茜父母还没有退休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了退休后到全国各地居住的打算：

  “按我爸的逻辑说，如果我们不出去玩，或者不换城市，家里能多一些钱，多攒几十万。但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他说他年纪那么大了，以后不想一辈子什么都没有，不想哪儿都没去过。”

  或许正是因为父母比较“潮”，所以当茜茜决定把张家口的房子卖掉的时候，两位老人都很支持。

  那个时候，茜茜还在做着朝九晚六的工作。虽然她很爱玩儿，但是在此之前，她并没有旅居的想法。

  “以前我没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但是爸爸和妈妈有这个想法之后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也想跟他们一起去。”

  对于当前的旅居生活，父母很满意，茜茜也很开心。现在，她是一个自由职业者，平时做策划和撰稿，同时也在经营自己的小公司。

  一个城市待腻了就换一个城市，中国那么大，不需要过多的担心没地方可去。”下一个旅居地，茜茜父母选择的是青岛，茜茜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与他们同行，但是旅居这件事，她是做定了。

  2017年，为儿子上小学，小颜卖掉在北京房山住了近十年的房子，买了海淀的学区房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小颜一家开始了漫长的租房生活。

  学区房是典型的“老破小”，根本没办法住人。小颜在儿子学校附近租了一个两居室。她住的地方是丰台、海淀、石景山三区交汇的地方，儿子学校属于海淀，她租的房子与学校相距不远，却属于丰台。

  开始以为只是短时间住一阵子，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六年。“今年秋天孩子就要上初中了，也不知道会分到那里，如果在附近可能还会住这儿，如果远了那就得换到学校附近租房。初中毕业之后还有高中，到时还得换地方。总之，孩子在哪儿，我们就在哪儿租吧。”小颜说。

  小颜也曾想过等儿子小学毕业了，把学区房卖了再买一套。但是房价的波动，房地产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，以及将要背负的高额贷款，让她犹豫不决。

  如果不是为了孩子，我会考虑一直租房住。买房买的是预期，房子买到手，如果没有增值的趋势，反而往下掉，那还不如租房。手里有几百万干点啥不好，对不对？

  我一个同事家在航天桥，把房子卖了1000多万，回老家了，现在生活得特别滋润。但是我们不行，孩子要上学啊，现在很多东西都和房子绑在一起了，户口啊、教育啊，所以就算我租房住，也得留一套房做保障。

  2018年，谭先生在昌平的回龙观，买了一套八十多平的两居室，总价三百八十多万。和裘曼一样，谭先生也是在高点的时候买入，之后房价就一直在降。

  2021年年初，谭先生萌生了回老家创业的想法，和家人商量以后，一家六口举家回到长沙。

  在长沙市中心，谭先生以每月三千多的价格租了一套一百多平的大三居，老少三代六口人住起来也不觉得挤。

  “回到这边，老人挺高兴的，毕竟家在这儿，在北京他们不太适应。住的地方宽敞了，大家的心也敞亮了，母子关系、婆媳关系也比以前好了。上班的话不用每天早晚挤地铁，通勤方便很多，幸福指数也提升了。”

  “主要还是为了孩子考虑。我和妻子的户口都在北京，两个孩子的户口也在北京，以后可能还要回去参加高考，房子卖了户口不知还能不能留住。”

  在新时代的背景下，一些家庭选择卖房当租客，无疑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决定。这种选择并不代表放弃对稳定和安全的追求。

  在被房子支配与自由生活之间，他们选择了不再被传统的“买房才能安家”的观念束缚，大胆地挑战全新的居住模式。

  其实，在西方国家，租房而居是一种很普遍的状态。据统计，欧盟国家中，有三成人口是租房住的，其中德国的租住比最高，达到57.9%。

  在首都柏林，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2.6%。很多德国人一辈子都是在租房中度过的，并不是他们买不起，而是对于购房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。

  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“租房”这一曾经的过渡状态，也会慢慢的变成为更多中国家庭的选择，而这也将为房地产市场带来新的思考和变革。

  无论买房还是租房，任何一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。重要的是，要清楚自己真正的需求，做出最适合的决定。

  生活的意义在于多元的体验和感受，我们尊重每一种选择，也尊重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